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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十大报告展示“美丽世界”更丰富可能******

  (中共二十大·观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十大报告展示“美丽世界”更丰富可能

  中新社北京10月21日电 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十大报告展示“美丽世界”更丰富可能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人合一”朴素生态观,被以一种更具现代性和探索性的表达方式写入中共二十大报告。

资料图: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鹭成群嬉戏。 孙劲松 摄资料图: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鹭成群嬉戏。 孙劲松 摄

  这个概念同样寓于中方此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之中。站在这样的高度谋划发展,持续推进的“美丽中国”建设正为构筑“美丽世界”展示更多可能。

  这种丰富可能,体现在观念上的更新。

  先污染后治理,曾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必经之路,许多国家生态环境因此急剧恶化。中国也一度走上这条路。改革开放以来短短几十年里,中国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却也因严重的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困扰过。

  于是,中国的决策层不得不替未来算两笔账:一笔账是,按照传统工业文明道路继续走下去,还要付出多少经济、社会、政治、健康的代价;另一笔账是,重塑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转型的成本、风险、收益几何。

  这十年,从生态文明建设被视作“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全民共识,发展观层面的“升级”背后,中国显然把这两笔账算清楚了。

  “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不可持续,中国不能重走这条路。”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二十大报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之一,与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相得益彰,体现了中国的社会理想,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一种更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发展方向。

  这种丰富可能,也体现在行动上的有为。

  2020年9月,中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中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诚然,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发展蒙上阴影,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更大挑战的背景下,打赢这场硬仗需要作出艰苦卓绝努力。但二十大报告重申“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表述,并作出一系列细致部署,正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行动派”姿态。

资料图:西藏措美哲古风电项目。贡嘎来松 摄资料图:西藏措美县哲古风电项目。贡嘎来松 摄

  “双碳”这场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中长期愿景、综合性目标和系统实施平台,成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抓手;也向其他国家发出了明确信号,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复苏注入新鲜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庄贵阳指出,在后疫情时代,通过全方位低碳转型实现“绿色经济复苏”将越来越成为广泛共识。中国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行动贡献了关键力量。

  从观念到行动,中国的知行合一,则为一同探索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更多国家提供了参照和启迪。

  绿色低碳转型之于成熟发达国家,是相对单纯的议题,但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周全的考量。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仍有相当增长潜力。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要求中国在减碳的同时,继续实现经济量的合理增长。

  “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中国如何实现公平的绿色转型,如何将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起来。”世界资源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尼鲁达·达斯古普塔认为,中国的做法和经验将给全球带来巨大借鉴意义。

  “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二十大报告中具有一体性、综合性的部署,意味着中国不会接受其中任何一项任务偏废。“单打一”“运动式”的减碳将被纠偏,中国冀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源转型等,推动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

  “生态环境问题源于发展,也必须在发展中解决。”邹骥举例说,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正是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与发展紧密结合,并找到二者最大协同点。他相信,生态环境保护会创造出新需求,进而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更多这样的新动能正加速释放,不断丰富着未来的可能性。人们期待,当“美丽中国”愈加可触可感,“美丽世界”也不会止步于梦想。(完)

  • 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

    范瑞娟(1957年2月)

      1月1日,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旧的过去,新的来临了。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

      结婚的前几天,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临去之前,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我对他说:“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你要小心准备了。”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一切事情都可公开,既合法又合道德,不用愁虑。”我笑了笑告诉他:“人心难测的,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到政府去登记结婚。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女方没有表示,急得男方满头大汗。最后女的摇了摇头,登记就没有成功。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看你怎么办?”他调皮地说:“你要会摇头的话,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我不由得大笑起来,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

      新房里的重逢

      结婚,事先没有通知别人。可是,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演夜场的,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只要他在场,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为此,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可是,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伯鸿和他都怔了,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互相喂了糖,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大家就放过我们了。

      袁雪芬、傅全香都要送礼,被我阻止了。但送礼的人还是有。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它仍旧燃烧着,按照婆婆的意见,靠近烛台的墙上,悬着一个福禄袋,因为找不到铁剑,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

      有缘千里来相会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我和他在相识之前,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有了透彻的了解,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去年9月,我们第一次相见,不知怎的,自此以后,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再也移不掉。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

      对于婚姻问题,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但是,中国解放了,一切都变了。对于整个社会,我由痛恨而热爱,我爱一切,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现在,艺术成了我的生命,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

      在蜜月里

      结婚之后,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在这些日子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早上,伯鸿知道我睡得晚,又是易被惊醒的人,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晚上,我回到家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故事”一一讲给我听。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回家以后,我要他提些意见,他却笑笑默不作答。怎么办呢?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原来嘛,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于是他急了,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他是爱好戏剧的,同时还爱好音乐。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也是这样,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我们谈了很多问题,有融洽一致的地方,也有分歧。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我们懂得太少了。”因此,我们有个打算,要大量地买些书,提高我们的业务、知识和艺术修养。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问他喜欢哪一种。不料他淡淡地回答:“任何一种都可以。”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奢侈浪费。”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终于把稿子写成了。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这也影响了我,如我曾经考虑过:“现在我演小生,将来演什么角色呢?”在这种问题面前,他是十分果断的,他表示,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我也就决定这样做。

      慈祥的婆婆

      1月底,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路过南京时,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开始我很担心,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我的婆婆不知怎样。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在我演出时间,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我们谈得十分投机,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我的担心成了多余,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离开南京的那天,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我也哭了。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新社会是幸福的,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怎么办呢?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决心不畏艰难努力。

      (195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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